第二天上午，乔羽生清晨六点起床。
他洗漱完毕，刚准备出门，同宿舍的黄成，打着哈欠，揉着眼睛，走到客厅里。
“乔哥，起这么早啊，天才刚亮呢，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乔羽生只说是要去执行秘密任务，必须要早到。
黄成也是行动队的人，但是没有参与这次保护电台的行动。
他听乔羽生说要执行秘密任务，也懂规矩，没有多问，只是调侃说：
“好家伙，你才来几天啊，就要去执行秘密任务，看来上峰很信任你啊！”
乔羽生装备好配枪和弹药，在楼下的早餐摊子，吃了一碗馄饨，四个小生煎包，一碗甜酒冲蛋。
等最早一趟6点30分的有轨电车开动，上了车。
赵大飞昨天在会议上强调，飞机是12点半抵达龙华机场，执行任务的人，要在11点前抵达机场。
可是乔羽生坐上6点30分的电车，也太早了——他目的地，不是龙华机场，而是外滩！
这一次，行动队的人分散行动，对于乔羽生来说，有了难得的自由活动时间。
他必须利用早上的空余时间，抵达那份法租界租赁合同上标注的外滩地址，用隐蔽的方式，提示这座联络小组的人员，尽快撤离。
罗方伟还在隔离室里，按照计划，近期要去医院，治疗因刑讯逼供而受伤身体。
对此人的暗杀行动，乔羽生计划在医院执行，毕竟在外面，行动起来也更加的方便。
在此期间，罗方伟嘴里，估计不会再透露其他的红党情报。
乔羽生正好趁着这个时间间隙，给外滩的同志们通风报信，提示他们，外滩的地点也并不安全。
在晃晃悠悠的电车上，很多都是早起的上班族。
有人靠着椅子昏昏欲睡，打开哈欠；有人摊开报纸，读着最新的新闻。
乔羽生则看着窗外的建筑，来来往往的行人。
他在思索着，等下将用何种方式，在不当场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通知外滩的同志转移。
毕竟，从南京干部特训班离开时，组织特意和他强调，为了确保此次潜伏上海站行动的安全，乔羽生不能主动和外界的红党联系，而是要等待合适时机到了，组织才会主动联系他。
乔羽生这次行动，其实是违反了组织的规定，所以，他必须要做得不露马脚。
上午八点，上海外滩。
外滩的景色是如此迷人，在金色的阳光下，黄浦江面上，从传统的中国木船，到现代洋式轮船，各式各样的船只在穿行着。
江边的交通熙熙攘攘，人们匆忙地走着，车辆嘟嘟声不断。
南面的上海法租界，始建于1863年。
在青葱的树木下，人们在草地上散步，享受着美好的早晨，法国轮船公司的轮船停靠在码头上，等待着乘客前来登船。
外滩的建筑筑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壮观华丽。
在黄浦江畔一侧，外滩一排古典与现代建筑交替错落，总计十二座建筑，向北看去，可以看到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高楼大厦；其中，1921年建成的大招商局大楼高耸入云，在其旁边的上海公共租界公所，也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
外滩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吸引来自全球的华贵商人和旅游者。
置地广场大厦。
这是1936年的上海，最负盛名的商业中心之一。
大厦临街，还有一个照相馆，古典楷体字的红色牌匾上写着：福盛照相馆。
照相馆内，有两个店员，正在店里清扫卫生，整理墙上的画框，准备开张营业。
一位穿着灰色长衫，带着黑色帽檐的中年男子，脚步轻盈，从二楼的楼梯口，探出半个身子。
“外面什么情况？”
中年男子就是王文斌，王教授。
自从在莱顿公寓的联络小组被捣毁后，上海站的人，通过公寓管理员留存的租客信息，很快就发现，王文斌是沪东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行动队的人，第二天就前往沪东大学，却没有发现王教授的身影。
问起学校的校长和其他老师，大家都说，王文斌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也没有展露有亲近红党的倾向。
现在，由于身份暴露，王文斌已经在上海“消失”了，他永远都不可能回到沪东大学的三尺讲台，给学生们讲课了。
而在联络小组被捣毁的当夜，王文斌就潜入法租界外滩的福盛照相馆。
这座位于法租界的照相馆，是红党上海地下党，在上海的最后一处联络站。
因为位于法租界，不在上海站的管辖范围内，所以相对安全。
“老王，你放心，今天开门的时候，我留意了一下外面，没有可疑的人。”一个店员轻声回答。
“好，一定要慎之又慎，这里是上海联络站仅存的独苗了，是我们重建地下组织的最后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有可疑的人，第一时间上楼通知我！”
尽管来到了法租界，但是法国巡捕房的人，对红党的态度比较暧昧，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王文斌24小时待在二楼，从不下楼活动，更不要说出踏出照相馆的大门一步。
八点十五分，乔羽生来到福盛照相馆行门前。
此次单独前往法租界，乔羽生颇为谨慎，途中临时化了妆，还换了一套色调暗沉的衬衫，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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