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教国语，第一要学生知道写什么，第二要怎么写，说起来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只要你知道写什么，你自然知道怎么写，正如光之与热。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写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简直关乎国家民族的存亡。莫须有先生常常这样发感慨。他说这个问题重要。他说他决不是因为当了国语教员便这样说，他是有真知灼见，他不是感得他话里的意义确实他不说话了。在民国三十五年，莫须有先生尚未坐飞机出来，在黄梅县看报，有一天看得冯玉祥将军出国的消息，冯将军出国考察水利，新闻记者去访问他，问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冯将军说要水利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莫须有先生当时大笑，这个答话真是幽默得可以了，莫须有先生看了三十年的报纸没有像今天开口笑过。中国人为什么都这样把国事看得若秦越之不相关呢？这样肯说官话呢？可见莫须有先生说的话都是向国人垂泣而道之，不是因为自己当了国语教员便说国语重要。他说中国人没有语言，中国人的语言是一套官话。口号与标语是官话的另一形式。他在抗战期间把黄梅县的公私文章拜读遍了，有时接到县政府的公文，有时街头无事看看县政府的告示，有时亲戚家族告状拿状子来请莫须有先生修正修正，有时接到人家的讣文，有时接到喜帖，他说他只好学伯夷叔齐饿死，不配作中国的国民！关于这些事情他简直干不了。首先还不是他不肯干，而是他不能干。私的方面他不会应酬，公的方面他不会起草。既然是读书人，你不会这些事，那你还做什么呢？教书也不要你！真的，莫须有先生起先是在小学教国语，不久便改了，在中学里教英语，教算学，是他知难而退，否则就要受社会的压迫了。其实在小学教国语压迫便已来到头上了。另外有几个学生始终跟他私读书，算是行古道，便是上章所说的关于句子喜欢“有朋自远方来”之徒了。县政府的公文第一句是“抗战期间”那是当然的，但件件公文都是这一句，便显得世间的事情都没有理由，简直是不许有理由！这也便是对于国事漠不相关。有一回莫须有先生在乡下走路，看见一家小铺子门上贴了两行字：
石灰出卖
日本必败
乍时莫须有先生不知其意义，连忙懂得了，这家小铺子是卖石灰的，意思是要你买他的石灰。这种人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他是开玩笑的态度，他的目的只是卖他的石灰罢了。卖石灰本不失为他的本分，但何必出乎本分之外呢？出乎本分之外便把国家与自己的职业分开了，自己同自己开玩笑了。有一回看见一个小学生的草帽上写着“抗日”两个大字，不觉微微一笑，但后来遇见的小学生，草帽上都是“抗日”，莫须有先生便发恼了，原来小孩子都在做八股。他们根本上不是国家的小学生，他们住小学是为得避免兵役。因为避免兵役，故各处小学生如雨后春笋了。这意思是说，以前小学不发达，小孩子不住学校。曾有讽刺者曰，黄梅办大学，他们也便住大学。他们的年龄本来都不小。他们不知道学校的性质，他们的父母只是要送儿子“住学校”，“住学校”便可以避兵役了。有小学便住小学，有中学便住中学，故讽刺者曰有大学便住大学了。所以从父母以至小孩都不知有国，然而他们的草帽上都写着“抗日”两个大字了。还有替小孩子起名字叫做“抗日”的，这位做父亲的是黄梅县唯一的前清进士，年近古稀，生了一个儿子更是稀奇，命名“抗日”，一时传为美谈，儿子的名字同老子的功名说起来一样的响亮了。因之有儿子命名“必胜”的，一时又传为美谈，仿佛胜利是属于他的了，等于中了状元，比进士还要高一些。莫须有先生看着大家做的事都不对，而名字都要起得对，心里便很难过，他觉得他在乡下孤独了，他是有理说不清了。名字当然要对，但最要紧的是要事做得对，做得对才有得数，正如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步一步的做对了，最后才得数，否则你的结果不错了吗？到得结果错了然后才知道错了，错了而不知道错了的理由，以为是偶然而已尔，岂知是孔子说的“罔之生也幸而免”！莫须有先生看得自己的国情不对，因之很动了一个到外国去考察的心理，尤其是想到英国去，他想人家一定是要事做得对，不是要题目对，题目是天生的，便是国家民族，各人切实做些忠于国家民族的事罢了。他很想考察英国小学生的作文，就他所读到的英语读本看来，他觉得那都很好，够得上健全二字，即是不乱说话，话都有意义，事都有理由，事是一件一件的事，不是笼统的事。思想健全正同身体健全一样，以健全的身体执干戈以卫社稷，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中国则是昏愦，大家都没有理由，不许有理由。你说这是上头的愚民政策使之然吗？未必然。因为便是愚民也有这个嗜好。有好几次莫须有先生看了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告状的状子，莫须有先生十分的害怕，这虽然是读书人写的，但目不识丁者都有分，他们告状首先问请谁做状，请谁作状了便问“八个字”，这“八个字”不是算命先生问你生下地的“八个字”，而是做状先生笔下要打倒你的“八个字”，所谓“局语”是也。莫须有先生起初听错了以为是“诛语”，后来听了一位高明说是“局语”。其实真是“诛语”，惟恐一下诛你不死了。中国人没有法律，只有八股，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到乡间去查考告人的状子，你如是爱国者你将不寒而栗。国无事时，自相鱼肉罢了，无奈中国偏总有外患，你如是爱国者能不抱杞忧乎？国亡了还在那里做文章！做了奴隶还正在那里高兴做文章！满清多尔衮读了奴隶们恭维天朝骂明朝的话有“人神共愤”四个字，大不懂，说道：“神愤你怎么知道呢？”这是多尔衮不懂得八股。岂知“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向来是好文章。莫须有先生悲愤填胸，他爱国，他教国语，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中国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写什么，中国的语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写什么，中国始有希望！万一在这上面他失败了，举世攻击他了，他可以学伯夷叔齐饿死，也可以学屈大夫投江湮死，只要不拿别的空话做他死的理由，只说他是为反抗中国没有国语而死，他承认。这本来是他的匹夫之志也。要小孩子知道写什么，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自己是小孩子，你能懂得小孩子的欢喜，你便能引得他们写什么了。在这个文学革命时期，这个简单的事当然是最艰难的事，只有莫须有先生胜任愉快，他能如孟子说的“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能知道小孩子。到得革命成功了，真正的儿童文学，国语课本都有了，那又不成问题，并不一定要有莫须有先生这样的人才才能教国语，凡属师范生都可以教国语，正如别个国度里的国语教学一样。莫须有先生在金家寨小学教国语，有一回出了一个“荷花”的作文题，因为他小时喜欢乡下塘里的荷花，荷叶，藕。凡属小孩子都应该喜欢，而且曾经有李笠翁关于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很好的散文，可惜被人家认为非“古文”罢了，即是说不是文章的正宗。它为什么不是文章的正宗呢？文章的正宗者，应该是可以做小孩子的模范的文章，莫须有先生认为李笠翁的《杨柳》，《竹》，《芙蕖》是很难得的几篇模范文。莫须有先生自己的文章还近于诗，诗则有时强人之所不能，若李笠翁的《芙蕖》能说到荷叶的用处，拿到杂货店里去包东西，是训练小孩子作文的好例子，比林黛玉姑娘称赞“留得残荷听雨声”有意思多了。莫须有先生出了荷花这个题目，心里便有一种预期，不知有学生能从荷塘说到杂货店否？结果没有。莫须有先生颇寂寞。有一学生之所作，篇幅甚短，极饶意趣，他说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小青蛙，青蛙蹲在荷叶上动也不动一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的写实。不是写实不能有这样的想像了，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有的学生说到荷叶间的鱼，但都没有写得好，莫须有先生乃替他们描写一番，而且讲这一首古诗歌给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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