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春季，黄梅初级中学恢复开学，因为缺乏教英语的，莫须有先生乃由小学教员改为中学教员，教英语功课。起初就以金家寨为中学校址，原来金家寨的小学迁到停前周家祠堂去。但为时不久，县中学移到东山五祖寺去了，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因为五祖寺是黄梅县重大的地方，山高，庙大，历史久长，向来佛地不作别用了，而今拿来办学校，连一般种田人都认为是大事，见面当作新闻谈，说道：“五祖寺办中学了！”他们仿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必然的事情。真的，莫须有先生体察一般中国人的心理，一切事的发生都是必然的，要成为事实的时候便成为事实了，毫没有一点反抗的事实了。那么认为自然，认为必然，是同承认疾病，承认死亡一样，并不是抱一个欢迎态度，而是抱一个批评态度。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都是趋势。说是“趋势”，可见事情的发生不是没有具备发生的条件的，比如“五祖寺办中学”这一件事，“五祖寺”与“黄梅县中学”确实可以联得起来，若小学决不办到五祖寺山上去了。但天下为什么一定非发生许多事实不可呢？守着一个一定的原因，不有新的事实发生不好吗？还是就五祖寺办中学这件事说，大家都守着信教自由的原则，决不侵犯它，不侵犯僧伽蓝，正如遵守法律不侵犯别人的权益一样，那便不会想到把五祖寺拿来办中学了，天下便少了这一个事实了。少了这一个事实，事情并没有损失，反而增加社会的建设性，因为黄梅县必有别的办法恢复中学了。这时社会便相安于无事。中国则是多事。多事是因为缺乏建设性，是因为不尊重对方，是因为生活态度不严肃，换一句话说中国没有一个共同的“信”字，一切都凭着少数人的意思去做便是了。还是就五祖寺办中学这件事说，五祖寺的房屋多，有现成的房屋可用，改作校舍不是现成的吗？这是缺乏建设性。僧人是没有势力的，县政府一纸命令去不会反抗的，这是不尊重对方。至于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做“历史”，（五祖寺有长久的历史！）什么叫做国家社会，（不尊重历史便是不尊重国家社会！）甚至于什么叫做法律，全不在中国读书人的意中了。中国多事都是读书人多事，因为事情都是官做的，官是读书人。不做官的读书人也是官，因为他此刻没有官做罢了，他将来是要做官的。他们多事，是他们爱发脾气罢了。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么莫须有先生是不赞成拿五祖寺的房子来改作校舍的。那么，莫须有先生是有说话的资格的，无论向社会，无论向县政府，而莫须有先生何以不把他的意思说出去，不向社会向县政府作建议呢？这或者因为莫须有先生也是中国人的原故，是中国人的另一个毛病，遇事怕麻烦，以为说出去没有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话了。或者真是说出去没有效，不如不说，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上面我们说到“趋势”二字，凡属趋势，都非人力所能挽回，正同春夏秋冬季候一样，要冷就只有冷，要热就只有热，老年人经验多，气变悟时易，但没有法子告诉青年人的，青年人急躁，告诉他他也不听，他血气正盛，挥汗而不怕热，呵冻而不怕冷了。要说有心人，只有老年人是有心人。我们还是就五祖寺说，说起来是感慨万端的。原来五祖寺的精华在民国十六年给共产党一火烧了，五祖的真身也给一个青年女共产党员杀了，这女子后来在清党运动之下又给政府杀了，接连一串悲惨的事实，乡人至今轻描淡写地说：“劫数到了，从民国十六年五祖菩萨遭劫起，——连菩萨都要遭劫，何况我们呢？”所以从民国十六年以后国家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以及这回敌寇的侵入中国，他们都认为是劫数，他们只想躲避痛苦，从没有意思反抗事实的。他们心里确是有是非。而且他们直觉地以为他们的批评是一定不错的。这真是一件奇事！难怪孟子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莫须有先生有许多经验认为这是真理。即如这回抗战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认为日本人是必败的了。他们说日本必败，同时却没有说胜利必属于我的意思，只是话不说出口，他们在心里的一句话是说日本老打败了以后中国的内战要起来了。我们不要把话说远了，还是就五祖寺说，民国十六年，那一位青年女子共产党员，名字叫做梅开华，至今谁提起梅开华这个名字，四十以上的人都不敢作声，有点谈虎色变，也有点窃笑，因为他们当时一方面怕共产党利害，一方面有他们的心事，“梅开华，你别得意，看你将来的报应！”后来梅开华被杀死了，（梅开华被杀的情形很有传说，当然是残忍的野蛮的，正同她杀五祖相当。）一般农人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这是报应，他们早已决定了，只是笑梅开华女孩子不懂事而已。梅开华杀五祖的事情确是可笑，可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梅开华的意思是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据说梅开华是自己裸体去把五祖的漆身杀掉的。表示她痛恶迷信，天下那里有什么神呢？你们看我！乡下人说她是“厌他！”这个“他”指五祖。共产党应该是代表大多数的农人的，为什么不懂得农人呢？作的事为农人所窃笑呢？为农人所惧怕呢？其实中国的孔子老子孟子都是共产主义，换一句话说，中国圣人的政治都是代表农民的，因为代表农民故“无为”，诸事顺着农民的意思好了，顺着农民发展好了，正如教育小孩子顺着小孩子的个性。孟子的五亩之宅一章书，便是共产主义的政纲，只是于耕者有其田之外多一项“申之以孝弟之义”罢了。是的，中国的农民都要“孝弟”。中国的民族精神便是“孝弟”。而现在中国的共产党要打倒孝弟，他们认为这是封建思想，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缺乏理智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多事，同梅开华打倒迷信一样。梅开华是一个小孩子，莫须有先生知之甚悉，难道莫须有先生的学问，莫须有先生的经验，都是莫须有先生的辛苦所换来的，不及一个小孩子吗？中国的圣人是无为，而中国的读书人是多事了。中国的圣人是农民的代表，中国的读书人是自己发脾气罢了。民犹水也，水能载人，亦能覆人，但水是从来不说话的，水也确是有水的本性。莫须有先生本着他的经验，他了解中国农人的本性，他也了解中国读书人的脾气。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即民与官，即农人与读书人。不是农人，便都是读书人了。共产党也是读书人。政府自然更是读书人，一方面有官，一方面有绅士，五祖寺办中学，便是许多绅士所提倡，一位县长所决定的了。一般农人则当作谈话的资料，“五祖寺要办中学了！”这同共产党放火烧五祖寺当然不一样，他们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只闲谈这件事实罢了。就是共产党放火烧五祖寺，他们也无所谓赞成无所谓反对，只是谈起来有点舌挢而不下罢了，接着又是说笑话了。中国的农人为父能慈，在小孩子男女娶嫁以前；为子能孝，也在小孩子男女娶嫁以前。这真是他们的良心。除父慈子孝而外，他们对于一切事可以说没有良心，所以他们反对征兵，正是父慈子孝的表现。他们对于一切都是隔岸观火，对政府他们取旁观态度，对共产党取旁观态度，甚至于对日本老打到家门来了也是取旁观态度。再说确切些，中国农人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对于家庭是负责的，此外他们认为都是读书人的事，都是多事，简直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心中有一句话他们说不出，即是政府是赘疣，政府尚且是赘疣，何况共产党。这都不是莫须有先生空口说闲话，是实际观察之所得。莫须有先生因之且懂得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农民的代表，（就是后代的君主也以知道稼啬艰难为必要条件）不是读书人。他们都是无为政治，他们都是爱民。老子与孔子也正是一个主张，老子的绝圣弃智与孔子推崇大禹是一个意思了，因为老子所谓圣智是指的主义家，多事者，大禹正是素朴的政治家了，正是农人。莫须有先生因为在金家寨当了半年小学教员的原故，对于黄梅县的县长，黄梅县的绅士，黄梅县的读书人，都有所接触，正是孔子说的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而他们决定拿五祖寺来办中学，他们有权，他们有势，他们的意思马上变成命令了，成为事实了。这个事实只表现中国人一点也没有共同的“信”字。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多事了。莫须有先生还想就日本的天皇制度来说明他的意思，日本的天皇制度正如中国的家族制度，是天成的，不是人为的，要拿什么封建思想去说它，那是主义家的逻辑，不是事实。它不但对于日本有好处，（日本国内因此可以不多事！）对于世界也有好处，只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举国一致，便是天皇制度对于世界的好处了。如说日本侵略，那是因为帝国主义，并不是天皇制度。日本投降，倒确是因为天皇制度。日本侵略，未必是日本人共同的意思；日本投降，倒确是日本人共同的意思，这时天皇是他们真正的代表，正如一个家长。中国的家族制度，中国农人的孝慈观念，如果中国读书人能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真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诸君万不要轻易说这是封建思想，中国的农人是自居于小人的，他们之自居于小人，正如古之君主自居于“不谷”，小人只求小人的幸福，所以小人都是经验派，今之君子他们都认为是多事者了，他们虽然怕你们，他们一点也不相信你们的。中国读书人，不懂得自己国家的根本，乱发脾气，爱多事，因之对于日本的事也乱发脾气，要人家多事，口口声声要人家废天皇，这好比是一种传染病，体力强的人未必容易受传染了。信之于人大矣哉。孔子自述便是“信而好古”。中国的新人物则是“疑古”了。讲《说文》者结果是主张废汉字。讲历史者则主张大禹没有这个人。这些学者都同杀五祖的梅开华一样，梅开华又同县政府的少数人一样，想起什么便做什么，要办学校就拿五祖寺办学校，反正中国向来没有反抗的事实了。中国只有报应。即是事实报应事实。五祖寺办学校有什么结果呢？有破坏而无建设罢了。最寂寞的，是莫须有先生在五祖寺县中学里当英语教员，他并不消极，不是隐逸，或者中国的隐逸都不是消极，是积极，是读书人当中的少数，既不附和于大多数的读书人，又觉得大多数的农人也不屑理会，大多数的农人因为是经验派，故又最是崇拜势力，瞧不起这般不得志的隐逸了。然而莫须有先生决不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都积极于生活，只是大多数的读书人太对不起他们了。以上的话好像说得很没有条理，但很能表现出莫须有先生一部分的心事，虽然莫须有先生当时只默默地去上学，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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