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生产力已经出现了过剩的状况。
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三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最早遇到问题的就是第一，第二棉纺厂，他们生产的棉布卖不出去了。
在刚开始建设长安城的时候，云初觉得大唐社会啥都缺，不管百姓们生产出来多少粮食，多少布匹，多少物资都不够使唤的。
尤其是布匹这种东西，在大唐人还没有富裕到开始关注衣衫的美观要求之前，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布匹的结实，耐磨，耐穿，保暖程度，而不是什么颜色不正这种小问题。
当百姓们开始挑剔布匹的一些小的质量问题的时候，工坊开始以质量争夺市场的时候，就说明布匹这个东西的社会需求已经趋于饱和状态了。
继布匹之后，下一个被人们挑剔的货物，就是铁制品！
直到长安的妇人们开始对咸鱼店里的咸鱼挑挑拣拣的时候，云初就知道，来自青海的盐巴，开始挤占官盐的市场份额了。
很多人总以为一个新的以质量，价格开始取胜的经济时代到来了，就该顺应这种经济变革，让他沿着这条光辉大路一直走下去。
实际上，这种做法是错的。
每一个经济时代都应该好好的珍惜，应该尽量的将这个经济时代的红利尽可能地吃光，而不是吃半截子就跑去吃新的红利，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云初身为一个官员，要的是平稳，要的是可持续的发展，一锤子买卖这种事情在他这里是被严厉禁止的。
没有了上层市场，就该果断地抛弃上层市场，进入中层市场，如果中层市场也开始怨声载道的话，那么，市场下沉，进入底层市场就成了必然之事。
大唐的经济结构是畸形的，在云初的拉扯下，长安城一骑绝尘，即便是东都洛阳都不能望其项背，从长安淘汰下来的产品，到了洛阳还是有一定市场的，至于下面的州县市场，还处在最原始的状态中。
长安城这些年产出了巨量的物资，也向外输送了天量的物资，可惜，这些红利，并没有进入百姓手中，而是被中间商给吞噬干净了。
李思此次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真正的物资下乡。
从李思目前的干得程度来看，云初的看法没有错，在长安属于没人要的东西，在偃师县这个目前穷的一塌糊涂的地方，供不应求。
新的经济时代总是伴随着技术的极大进步，或者社会的极大变革，云初手里可没有多少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因此，要珍惜现有的，不像她以前的那个时代的人们过于急功近利，将百年才能吃完的经济红利，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就给吃的干干净净。
说白了，李思的能力在云初他们看来，还是严重不足的，目前，只能干一点物资下乡这种不动多少脑子就能完成的商业。
不过，即便是如此，外人看李思，已经觉得如同天人！
至少，李敬玄就是这样认为的，当他整理好了偃师县的官府架构之后，才发现，他手中的偃师县的乡下，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商业合作社，当他开始遴选里长，村长这等人物的时候才发现，当地的百姓已经自动选出来了他们觉得可以信任的里长，村长。
李敬玄并没有戳破这一现象，而是按部就班的按照他所理解的长安模式开始重建偃师县的各种社会秩序。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皇帝要求的重点，那就是在偃师县重新安置了租庸调的政策，这个县的土地按人分配，就像大唐开国时期一般，将无主的土地无偿的分配给了这个县里的每一个丁壮。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虽然损失了大量的富贵人家，但是上户，中户还在，因为别人多占的土地被分配给了他们，让偃师县里原本趋于破产的上户，中户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解放了大量的奴仆，也就是说，偃师县里的流，氓这两种对大唐毫无贡献度的阶层人士，成为了大唐的自耕农，大唐继而有了大量的新的税源。
整理完毕了田土账册之后，就算是李敬玄这种土著人士，也能感受到偃师县目前还藏在土地下的汹涌澎湃的生命力。
”六千四百二十八户人的偃师县，不出五年，定然能成为大唐的一个上县。“
合上册簿的李敬玄第一时间思考的却不是如何向皇帝请功，而是开始琢磨如何才能把自己三个儿子中的哪一个弄来偃师县就任县令一职。
思虑了良久，李敬玄还是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到了远处的郑州，目光穿越平原高山之后，就径直落在了云初的身上。
仔细地回忆了一遍偃师县发生的所有事情，李敬玄就觉得远在郑州军营中的云初，正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原本以为这里的富人被皇帝胡搞八搞的全部弄死之后，偃师县将会是一潭死水，没想到，在李思的加入之后，这一潭死水，瞬间就变成了一汪生机盎然的春水。
只要来年的春风从这片大地上拂过，偃师县就会变得与众不同。
只是，这发生的事情不全是好事情，坏事情一样都不少，比如东阳公主府的长史急匆匆地自洛阳追过来，开始向他讨要公主府被别人侵占的财产。
李敬玄是一个干脆利落的人，他不想把刚刚划分给乡农们的土地再收回来，把自己弄成一个言而无信的混账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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