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这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先是遇到了久未谋面的雷斯达耶夫，并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卢金和萨波丘克尚在人间的喜讯。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医院的餐厅里，居然遇到了昔日的炮兵连长伊沙耶夫的母亲，知道伊沙耶夫也幸运地活了下来，正在莫斯科城里的某个军医院里养伤。
老太太又从厨房里给我们端了一壶茶，给我们两人都倒上后，她才毫不客气地坐在我的身边。由于有了伊沙耶夫这个共同的话题，大家之间就没有那么拘谨，聊起天也随意了许多。
“妈妈契卡，”雷斯达耶夫的嘴挺甜，马上就用爱称称呼老太太，逗得老人家喜笑颜开，才接着问：“快点给我们说说伊沙耶夫的情况吧。”
“嗯，给我们说说吧，他是怎么回莫斯科的，伤势重吗？”我也附和道，自打收复车站后，我就几乎没见过伊沙耶夫，至于连他啥时候作为伤员被运回莫斯科，我居然都一点不知情，可见我这样的指挥员是多么不称职。
“那天，正好赶上我休息，为响应区苏维埃业务劳动的号召，我也就没闲着，和居民楼剩下的妇女们在小区里挖战壕。突然有个陌生的声音在大声地问：‘请问，这里有谁是伊沙耶夫同志的亲属吗？’
我们愣住，齐齐朝说话人看去，原来是个政府工作人员打扮的女人站在战壕上方。‘是区苏维埃的民政助理。’听到这话，我感到心脏陡然一沉，心说难道是我的儿子伊沙耶夫牺牲了，只觉得浑身的力气被一下抽走了似的，一屁股就坐到了战壕里。
‘谁是伊沙耶夫同志的亲属？’那个工作人员又问了一遍，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
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只是把目光都看向了我。
我扶着壕壁，努力想站起来，只站起一半又跌坐到了地上，还是旁边过来一个邻居扶了一把，我才艰难地站了起来，蹒跚着向那个人走了过去，来到了她的面前，用有些变了调的嗓音回答她说：‘我是伊沙耶夫的母亲。’
工作人员从她提着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蹲下身体递给了我。我把信封接过来，怎么也没有勇气打开，便又还给了工作人员，恳求她为我念一遍内容。
原本以为是儿子伊沙耶夫的阵亡通知，没想到却是儿子负了伤，正在XX军医院养伤，通知我去探望。通知里还说，由于伊沙耶夫同志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上级部门特授予他一枚勇敢奖章，并晋升为中尉军衔。……”
听到这里，雷斯达耶夫兴奋地冲着我说：“听见了吗？中校同志，伊沙耶夫也获得了中尉军衔。”我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里说在战争期间，升职永远是最快的，你不也当上少校了么。
老太太又接着说：“我按照通知上的地址，去找那家儿子养伤的军医院。刚见到儿子时，他身上、头上都缠着染血的绷带，看起来像重伤不治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不过一说话，却发现他精神挺好的。后来找医生一打听，才知道他只是皮外伤，伤势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严重。
我在儿子的病床前陪伴着他，听他讲述他的战斗经历。他告诉我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波罗金诺被德军打散，他只身一人逃出来时。在森林里遇到了费尔斯托夫排长，跟着他们一起向后方转移。
转移途中，遇到了您率领的侦察部队。由于您是最高军衔的指挥员，所以顺理成章地接管整支部队的指挥权，您刚接受部队时，他还挺瞧不起您的，认为一个女人会打啥仗，没准很快就会让大家当俘虏。
但是在攻打车站的战斗中，看到您身先士卒，挥舞着冲锋枪带着战士们冲锋；在坚守阵地时，丝毫不害怕头顶嗖嗖飞过的子弹，始终待在最前沿，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端起枪和德国佬面对面地战斗，他才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太太真是健谈，几乎整个下午都是她在讲，我和雷斯达耶夫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是餐厅的服务员回来上班，要准备伤员们的晚餐，还不知她会说到啥时候。
我送走了雷斯达耶夫，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一推门，看见那位漂亮的护士正在屋子里转圈，我随手关上门，调侃地问：“护士同志，您怎么了？怎么像一头笼子里的狮子老转圈啊？”
护士听见我的声音，停住了脚步，有些生气地问：“指挥员同志，您到哪里去了？我几乎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见到您的人，还以为您出什么事情了呢。”
我笑笑说：“我能出啥事情啊，您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该换药了，”然后给我下命令说：“快躺到床上去，我给您换药。”
我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身上的病号服，光着上身躺到了床上。她小心翼翼地拆掉绷带为我换药，用酒精清理伤口时，我感到了一片清凉，没有半点疼痛的感觉，看来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
换完药打了针，她为我盖好了被子，说了句：“指挥员同志，您好好休息吧，别再到处乱跑了。”然后端着装着瓶瓶罐罐的托盘就出了房间。
她给我打的针剂里，估计还有镇静剂的成分，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就觉得眼皮越来越沉，渐渐地睁不开眼，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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