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的栅栏只是一些木条，有些还很不弯，因而，我只需选出一根来，一脚踢出，就断了，我冲了出去，几个警察闻声冲过来，还没看清楚情况，就被我一一击倒了。我取出一个人身上的钥匙，大摇大摆地朝外面走去，门口那人赶紧举起枪来要开枪，我突然飞身跨出一大步，他还没有明白过来，枪已经到了我的手上，我用力砸向墙壁，枪就断掉了。
小县城里，本来就没几个警察，监室的守卫也相当空虚，只需闯过这几道关口，我就已经到了大街上，看准方向，我就朝山城赶去，没想到，一年后，我还会大摇大摆地回到这个县城，到时，我却已经成为了领导的坐上宾客。
山城，古时为江州，是巴郡的首府所在地，但建城时间并不长，比周边的一些小城要晚得多，而且，巴郡首府最早也不在江州，而是在其小游，后来才逐渐上移，最后集水利之便，再在两江汇合之地建立了江州城。这是个与城都等地相比没有文化的城市，水码头多，人员复杂，这里的人便形成了耿直但又粗鄙的作风，不好动嘴，但几句话不对，就动起拳脚来。帮派多，网络严密，但大多比较原始，不像上京那样充满现代的商业味道，敲诈勒索的事情也做，但主要还是以收保护费为主，最厉害的就是袍哥会，最早由船夫们自发组成。
因为面前一条东江，直通出海口，这里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西南地区重要的商埠，东江王家沱段岸上，有多家外国兵营，江面上经常停有他们的兵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一些传统的鸦片生产地受到国际社会的监视，山城周边的某些小地方就成为全国鸦片生产的最主要产地，产量居于全国一半以上，甚至达到七成。烟商们纷至沓来，使这座沉默的城市逐渐响亮起来。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山城在地理上所具有的交通便利，使其成了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门户，好多近代的历史伟人，就是在山城登船，踏上了寻求真理之路。
抗战时，这里成为了大后方，陪都，奠定了山城作为重工业城市的序幕。
当我经过近三天的跋涉来到山城时，眼前的景象让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破败的小城，各种房屋歪歪斜斜，棚户、吊脚楼、干打垒，随处可见，这时的吊脚楼与其它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全是坡地，朝低处的柱需要一定的高度，木料没有能有那么长而又直的，于是拼接或者将就的情况就很普遍，因而显得就特别零乱与临时。棚户更糟，几根粗细大小不一的木棒互相拉扯着，就成了房子的骨架，四壁用竹席一围，就是墙。好一点的要算干打垒，墙角柱子用砖，其它地方用竹片编成，面上敷一层泥灰，刷上白石灰，也还算整洁。大街上行人倒是不少，但是，牛粪、马屎，随处可见，落在高处的，几个太阳一晒，干了，落在低处的，经水一泡，发胀了，不停地散发恶臭，远不如一个小县城整洁。小县城里，还有石板铺路，石板上干干净净，甚至还有些青苔点缀，但这里，全是泥路，灰头灰脸。上坡下坎的地方倒是由石级组成，有的还是直接凿在石壁上，雨水一冲，大风一刮，就非常干净，只是平日里尽是干燥的泥沙。
此时，抗战暴发不久，还没有人看到山城的价值，所以也没有人来光顾，这个远离战场的城市，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对于上层社会来说，那是谈资，对于普通面姓来说，那是极其遥远的事情。
我乘着小木船来到了王家沱，看山后的弹子石，居然全是莽莽苍苍的树林，跟远处的涂山连成了一片，几乎没有什么农田。虽然弹子石本来只是一个小地方，但是，人总习惯把这一片地方，包括王家沱、窍角沱、东坪三村这些地方统称为弹子石。我抽空抓到高处看来看，原来，上到一定的高度，才能看到弹子石坡上是一个好几个平方公里的“坪坝”，叫东三坪，弹子石这个名字是后来地方发展起来才将名字涵盖的范畴作了扩大。东三坪倒是有连片的水田，高坡上一样生着大树，像是人头顶上生的毛发。虽然这里被称为东三坪，但是，却绝不能与平原相比，只是丘陵起伏落差不那么大而已。这里，将是我此后至少要生活五十年地方，现在，它还多少有些自然的味道，有待更多人的足迹到来。
两年后，随着我们抗战的战略性紧缩，大量的工厂搬了过来，人员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城市疾速膨胀，更重在的是，一个叫苏汰馀的人来到了这里，把从武昌内迁而来的设备摆到了这里，开办了当时山城举足轻重的企业，裕华纱厂。大量江汉熟练工人来到这里定居，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人气，使东三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起来。当时，在东三坪这个地方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你在哪里住？我不跟你说！杨家湾、窍角沱、裕华纱厂做工作。”
而现在，裕华纱厂还在江汉，在离王家沱仅两三百米的窍角沱，漳国人创办的规模并不很大的又新丝厂，另外还有窍角沱铁厂、复兴面粉厂，但规模都不大。我找到了曹延正为我提供的联系人刘文杰，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他在铁厂当技术员，有些关系，于是介绍我在王家沱码头当了一个卸船工，虽然工作比较辛苦，养活自己完全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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