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曾说过“跑反”这两个字，即是敌人来了，大家要逃避，黄梅县谓之“跑反”。不知通行于别处否？别处用什么字表现这个意思？若在黄梅县则这两个字的历史一定久远，简直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不然为什么那么说得自然呢，毫不须解释？莫须有先生小时便听见过了，那是指“跑长毛的反”。总之天下乱了便谓之“反”，乱了要躲避谓之“跑反”。这当然与专制政体有关系，因为专制时代“叛逆”二字翻成白话就是“造反”，于是天下乱了谓之“反”了。但莫须有先生体察所有黄梅县的人说“跑反”这两个字的时候，并没有是非观念，确乎是一个事实判断，乱了谓之反，要躲避谓之跑反，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他们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他们不问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最近共产党军队打入黄梅县，莫须有先生在北平接到故乡来信，写信人是莫须有先生的亲戚，仅仅识得字而已，信中有这样的话：“现在乡下又要跑反。”莫须有先生读着很难过，因为有两年之久“跑反”这个声音莫须有先生已经忘记了，忽然又听见了。两年以前莫须有先生在乡下同着他们跑反，即是避寇难，深深懂得他们跑反的心理，深深懂得他们跑反的痛苦，如今再跑反则是谈虎色变了，他们一定以为世事毫没有办法了。他们都是自己在那里想办法的，乱了他们也要自己想办法，凡属“乱”都是他们的敌人，连政府也是他们的敌人，何况敌人，（敌人有时不是他们的敌人！因为敌人有时替他们想办法！）何况另外一个政府，他们认为都是乱，不要他们自己治，即是不让他们耕田，不让他们做工，不让他们做买卖。政府虽是敌人，尚不跑反，（不要他们跑反便是政府，这简直是他们感到应该要政府的唯一的意义）若跑反则使他们伤心了。跑日本老的反他们无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是要跑的。若在跑日本老的反之后再来跑自己的反，你们无论有什么理由他们不听了，贫者是心里不安，富者是流徙死亡。何况你们并无理由。人没有恻隐之心什么都谈不上。政治是一个实行的东西，岂有没有同情心而有为人类谋幸福的行为？人类之所以杀生，便因为大家肉食惯了，在食肉的时候对生物没有同情心，于是杀生毫不成问题了。人与人之间尚不致于此，然而如今的斗争学说将把同情心都毁掉了，确乎是洪水猛兽的。将来的人吃人等于现在我们食肉了。莫须有先生最佩服孟子的仁政，要使耕者有其田，同时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大家懂得孝弟之义。这是非常之容易做道〔到〕的，只要“无为政治”便可以做到，因为孟子的仁政条目正是一般农民自己的功课，只要政府辅助他们好了，政府唯一的能事使得他们有田耕好了，教育者唯一的能事申之以孝弟之义好了。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这虽不是禹稷文王的话，孟子确能道出禹稷文王的精神，也便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今日的中国人为什么都喜欢舶来品呢？舶来品都是一时的反动，中国圣人的话则是千百年的经验！莫须有先生常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懂得中国的农民？大家都是经过许多患难的，为什么没有经验？莫须有先生本着他的经验说一句绝对不错的话，中国的政治只有孟子的仁政可行，实行的方法只有老子的无为政策。萧何张良都是从民间出来的，他们入关约法三章便是“简”！故他们能成功。莫须有先生也很喜欢汤武的革命，中国圣人都是以百姓为主的，而且都是宗教家，是救人的，不是杀人的，所以孟子不相信血流漂杵的话，“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没有不仁而可以成功的。而仁者亦必无敌。仁的表现便是不杀人。仁的表现从最近处起，故曰孝弟为仁之本。这都是多么有经验的话呵！莫须有先生因为在乡间同农民居处有十年之久，故他也有经验了。故他说了这些话。话说远了，今天的文章是说跑反，日本老打游击来了，（这时敌兵占据了孔垅）县城以及县城五里以内的人都要跑反。由五里慢慢波动到十里，由十里波动到十五里，这是第一天的情况。如果日本老——乡下人口中都是叫日本老，不叫敌人，只有一般公教人员说话时叫敌人。其实叫敌人并没有意义，等于一句官话，这真是一件奇事了！倒是叫日本老乃真有敌人的意义，也真有中国民族的意义，中国民族有智慧有道德，这是说对于夷狄，对自己则自残。这真是一件奇事！“日本老”三个字出在中国乡民的口中把日本人一切的方面都表现出来了，由这些方面可以判断敌必败。他们认为日本老打仗是白费气力，给日本老俘掳去了，日本老要他们做挑夫，挑夫与挑夫（黄梅县人与黄梅县人）说黄梅话，叫日本老叫“洋苕（ㄕㄠ）”，哈哈大笑，而日本老听了瞠目不知所云，觉得中国人真奇怪。苕者，是甘薯的土名，叫人叫苕，是说你是傻瓜，日本老是洋人，故叫洋苕。同时日本老三个字也代表他们对于日本老所怀的恐惧，夷狄的残忍以及武器的利害都由这三个字的声音表现出来了。到了日本老投降以后他们又觉得日本老可怜，故日本老三个字的声音又代表中国人对于夷狄的仁爱。到了现在乡下人一定还思慕日本老了，因为日本老在那里的时候几几乎大家的生活都有办法！那时他们是畏惧日本老，玩弄日本老，后来又怜悯日本老，除了读书人媚敌求荣者外，实在没有做日本老的奴隶的。他们是做了生存的奴隶。读书人在自己祖国的时期也是做奴隶，因为求荣，故也并不是特别对夷狄做奴隶。总之黄梅县人叫敌人不叫敌人叫日本老，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日本老游击退了，不进据县城，则第一天波动到十五里，第二日清晨便平安无事，跑反者第二天又都归家，如进据县城，则有第二天的情况，十五里以外都惶恐了，都跑反了，由十五里波动到二十里，到了二十里便已成尾声，离城二十里以内是必跑的，二十里以外则大可不跑了，一般的居民自居为平安区了。莫须有先生现在住在龙锡桥，离城三十五里，更是平安区。东乡以土桥铺为惶恐的起点，土桥铺距城二十里，这一天土桥铺茶铺里决没有打纸牌的，头一天土桥铺茶铺里打纸牌打得很是热闹了，莫须有先生见之很感到“地利”二字有趣，也感到“人和”，即是中国百姓有趣，比之莫泊桑小说里的《二渔夫》未免没有国家观念了。土桥铺的铺家一旦跑反，都搬得空空的。中国的老百姓自卫的工作是非常之神速的，而且非常之有把握的。说至此莫须有先生又附说一事，此事令莫须有先生尊敬同胞！在三十四年敌人投降以后，县城商店都恢复了，莫须有先生则于三十五年春进城归家，一天去理发店理发，见理发店的陈设与装饰都同战前一样，只是陈设物与装饰品都太陈旧了，玻璃与躺椅旧了破敝了不足异，店中悬了一套“万国旗”，都褪了色，烟尘满蔽了，烟尘的总和之下依然有各国国旗的颜色。莫须有先生问店主：“这旗是战前的东西？”“是的，搬到乡下去藏起来的。”时间是十年之久了，这才叫做惜物了，这一小方一小方的颜色纸！抗战建国必须要有这个精神。所以土桥铺茶铺里在敌人打游击的时候有许多人打牌，莫须有先生并不以为他们不对，莫须有先生倒是很佩服他们的冷静，不过稍为有一点儿讽刺的意味罢了。到得第二天土桥铺十室十空，都搬走了。这一天则三衢铺的茶铺里有打牌的。三衢铺也在驿路上，比土桥铺更远城十里。只有莫须有先生一个人踯躅于驿路之上，与跑反的人走着相反的方向，逢着人来便打听消息，走到土桥铺便不敢再往前走，龙锡桥与三衢铺与土桥铺的人因之把莫须有先生都看惯了，都知道这位先生是金家寨的小学教员，家在城里，现有老父亲住在城里看家，敌人打游击来了，放心不下，故而出来打听消息。敌人打游击是常有的事，故跑反也是常有的事，数十里之外首先是听见炮响，有时不听见炮响，只听见耕田的人辍耕时牵了牛回来说道：“城里又跑反了。”他们的话音是非常之从容的，莫须有先生听了则有一种颠倒衣裳的急迫的神气，紧跟着问道：“你怎么知道呢？”想一句得到消息的真实。又是从容的声音：“有人在土桥铺回来说。”莫须有先生连忙就往土桥铺走了。有时是虚惊。到得明天清早一起来，看见有牵牛的，挑担子的在驿路上走，则另是一种打听消息的心理，敌人来了是不成问题的，只不知到什么地方来了，莫须有先生便赶去问行人道：“请问，你是那里跑反的？”莫须有先生每每怕行人不答，因为行人每每不答，或者走乏了，或者饥了，或者有冷僻性情的人不喜答你。有时行人又答得非常之响亮，而且告之以详情，如说：“我是仁寿桥的，昨天跑到土桥铺，日本老进了县城，现往停前去。”则消息的确实是无疑的了。莫须有先生前去土桥铺。莫须有先生一路上感得中国民族的悲哀，同时又感得中国民族——应该用神圣这两个字！同时白昼又像一场梦一样，眼前的现实到底是历史呢？是地理呢？明明是地理，大家都向着多山的区域走。但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光景一定都是如此，即是跑反，见了今日的同胞，不啻见了昔日的祖先了，故莫须有先生觉得眼前是真正的历史。跑反时，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日本老只是强奸，只是毒打人，并不杀人，而且对于小孩子无敌意，于是老百姓更是有办法了，每每跑一次反并没有多大的损失，一天两天便复原了，这是就离城远的地方说，就中国的基层社会农民说。若城里居民，城里富商，尤其是读书人家，每每破家了，破产了。莫须有先生并且感得写在纸上的历史缺少真实性，或者是社会进步了，因为社会上没有不健康的死节观念，中国的妇女都是健全的，中国的农民也是健全的，都是健全的思想，他们简直像莫泊桑小说中人物，一个女子上街买了东西回来，给一个流氓在路上强奸了，她站起身来，说他把她的瓶子踢翻了。中国妇女给日本兵强奸了，并不以为自己非死不可，她的男人也只是觉得妻子可怜，小孩也看妈妈一睨，妈妈可怜。妇女与妇女则有时说笑话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为什么这样不合人情呢？因之也不合道理呢？中国老百姓最伤心的是敌人牵去了他一头牛，其次是杀了也〔他〕一头猪，烧房子的事不常有。而日本老偏偏是牵牛去，就地杀猪吃，于是中国农民怕日本老了。强奸之事他们存而不论，在他们的精神上不刻一点痕迹的。这当然是就大多数的农民说，士绅阶级不论，而且士绅阶级早已不在中国的国土了，不，他们是到大后方去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本来要看大多数的农民。莫须有先生看见路上牵猪牵牛的，很难过，因为牛没有声音！只是沉默地走；猪最初是叫，不走后来不叫不顺利地走，于是大路上仿佛只有牛的沉默与猪的惶惑了，莫须有先生是一个佛教徒，世界真是地狱了！莫须有先生的亲切之感在人生路上无法向人说。同时是中国人的神圣，中国人只是辛勤于生活，决不随便放弃责任，跑反便是为得牵猪牵牛！奴隶的“三纲五常”观念完全与此民族精神相反。“三纲五常”并不是中庸，中庸是人伦，中国的圣人是“人伦之至也”。夷狄之患不是老百姓招来的，夷狄之患来了，老百姓为得生存起见，为得后代起见，而奴隶们要老百姓死！——为谁死呢？这是“三纲五常”！老百姓始终是忠于生活，内乱与老百姓不相干，外患与老百姓不相干，对于内忧外患老百姓不负责任。责任是少数野心家负的。是读书人负的。读书人在君权之下求荣，在夷狄之下求荣，他们始终是求荣，始终是奴隶，毫无益于国家民族。他们就是“死”，亦无益于国家民族。问题完全不在“死”的上面，在“生”的上面。气节亦不在“死”的上面，在“生”的上面。这个关系真是太大，因为是历史，是民族的命运，应向国人垂泣而道之。不是论过去的是非，是为将来的存亡，因为将来的祸患还是无穷的。中国的老百姓的求生的精神是中国民族所以悠长之故，中国的二帝三王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代表，他们是最好的农人不是后来的读书人，如大禹的手足胼胝便是，这是莫须有先生所要说的话。莫须有先生在牵猪牵牛的跑反者的路上一时都想起来了。中国的老百姓在跑日本老的反时确是很有希望的，这一层确不是在大后方的人所能体会得到，因为他们与百姓太远了，与政府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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